对“带病坚持工作”说“不”

王淦生
  “带病坚持工作”,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一直被视为一种品行的高标被主流舆论所推崇、嘉许甚至鼓励着。这种思维的源头可能来自于战争年代的“轻伤不下火线”,因为那时候有着远比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你去坚守、去护卫——比如美丽的国土、民族的气节、国家的尊严……但战争年代那种在特定时刻、特定情境下所采取的某些极端举措是否应当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加取舍地传承?战争年代遗传下来的某些“惯性思维”是否仍应成为今人的思维模式?
  让每个生命都尽可能地健康、快乐应该是一个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时下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的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正是为了从物质上保证每个公民的生命质量,而“健康至上、生命至尊”这一理念也同样应成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固守于我们的价值体系之中。而这种追求健康、敬畏生命的全民意识的构建,其重要性甚至并不在物质上的巨大投入之下。
  吾出此言绝非姑妄言之,正是因为我们平素所耳闻目睹的无视健康、轻慢生命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我们的潜意识(或称“集体无意识”)里,与“国家利益”、“革命事业”、“祖国未来”等等抽象的概念相比较,即便是那些社会精英的健康与生命也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可以随便去翻开任何一本英雄、劳模的先进事迹汇编,“十个英模八个病,还有两个不要命”一语基本上足以涵盖全部内容。是因为他们的自我牺牲(健康或生命)换得了这份荣誉,还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只是将褒奖的眼光盯着那些因正义或事业而非死即病的人?这是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英模者,乃公众学习仿效的楷模,我们的一些部门可能没有动员大众为事业舍弃健康乃至生命的主观故意,但至少对那种不顾个人安危而玩命工作的举动还是颇为赞赏的吧?
  笔者供职于教育系统,应该说我工作环境的安全系数要比那些砖窑、煤矿高得多,可我每年都能从报纸电视上看到我的老老少少的同行们倒在讲台前或是晕倒在下班路上的新闻,前不久还看到过一位刚刚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因过度劳累而猝死教室的消息。这类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需要的到底是“学习”还是反思?
  员工带病坚持工作,有些是强烈的事业心的驱使,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乃制度所逼。比如有些地方规定,员工除了因公出差或公派学习,凡事假、病假都要自己请人代班,并扣发奖金、津贴,超过一定时限还要扣发工资。所以不少教师都是小病扛着,扛不住时也就是抽空打个点滴再继续上班。笔者有位在美国一家高科技企业工作的同学,他所在的这家企业的每位员工按个人的资历每年均可享受到天数不等的带薪病假。请假很简单,假期在三天之内的,只要打个电话给上司说你因病不能上班就行了,至于哪儿不舒服,则完全没有必要说明;假期在三天以上的,需要医生开的病假单,病假单上也不会写病因,因为在美国,健康问题完全属于个人隐私,任何人不能过问,医生也不能随便透露你的病情。如果病情较重,需要长时间恢复的,先用上你这一年的病假,如果病假不够用,还可以用上你第二年的病假。而这期间的工资津贴都是分文不扣的。我国从去年开始启动了带薪休假制度,而在带薪病假这一点上是否也应尽快“与国际接轨”?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对“带病坚持工作”说“不”,现在是时候了。